（原创）与党同行 | “医”百年·印记：王鸣岐西行漫记

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，专家楼四楼。

初春的阳光，穿过大树，暖暖的射在墙上，老树的清香顺着窗户溢进室内……窗前的老人，背驼得像把折尺，半躺在客厅的沙发里，手上仍拽着他的宝贝——“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建院纪念册”，凝神看着——

六十多年前，他脸庞白净，透着几分英气，西装、领带、金边眼镜再配上五十年代盛行的“大背头”，简直“青年版胡适”，风姿绰约，意气风发。

那时，他举家西迁至重庆，和一帮上海医生，肩挑手挖，建起了“重庆医学院”；

拉起一支四个人的队伍，建起中国西部地区首个呼吸内科专业；

历尽艰辛进藏搞科研，提出解决大规模人员缺氧问题的相关措施，并成功应用于青藏铁路旅客运输中；

老骥伏枥，用尽平生所学，编写出版《实用肺脏病学》，成为国内医学院校经典教材；

……

所有这些，只因他是一名共产党员。

他是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院百岁医者、呼吸科专家王鸣岐。

有人问，“人生几何？”

“人生只在呼吸之间。”所以，与中国共产党同岁的王鸣岐只争朝夕，不负韶华。

1933年，12岁的王鸣岐受从医的父亲的影响，立下志愿——“我要揭掉4万万同胞头上‘东亚病夫’的帽子”。1939年，他如愿以偿，考入国立上海医学院。

对国立上海医学院，王鸣岐仰之弥高！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国立医学院;现代医学先驱颜福庆、胸外科学奠基人黄家驷、皮肤科泰斗杨国亮、流行病学创始人苏德隆、眼科之父郭秉宽，一位位医学“大咖”纷纷从这里走出……

然而，面对日军的侮辱——中国学生入校，必须首先向日军鞠躬的屈辱要求，王鸣岐发誓，“宁可不上学，也不向日本兵鞠躬！”，告别求学的“殿堂”。

1942年，从上海西迁至重庆歌乐山的国立上海医学院向全国发出，“欢迎滞留沦陷区的同学前往重庆，共兴抗日救亡的大业。”

王鸣岐很振奋，浑身充满西行的力量。他与50多名同学，脸抹黑炭、手涂灰泥，佯装难民，腰系麻绳、肩搭口袋，穿着粗布衣服，假扮农民，他们闯日军关卡、跨土匪横行区、穿过流氓云集地，翻山越岭、风餐露宿，去向重庆。

路上，他们组织抗日演讲，举行街头演出，控诉日寇汪伪政府在沦陷区的暴行；利用所学知识，沿途为百姓诊治疾病。所到之处，无论抗日组织还是寻常百姓，都异常欢迎他们。“我们只需别上国立上海医学院校牌，便可进入任何一个抗日剧场，免费欣赏抗日剧目，观看精湛演出。”老人后来回忆。

三年后，王鸣岐以优异成绩毕业。为实践救死扶伤的梦想，毕业后的他去了璧山、铜梁等重庆远郊医院就职，为西南地区的老百姓医治病痛。山城百姓很敬重他们，纷纷送来粮票、冬衣等。王鸣岐说，“老百姓对待我们，就像亲人一样，那些年，是老百姓养育了我们。”

后来，抗战胜利了，上海医学院回迁上海，王鸣岐回到故土。在上海医学院附属中山医院及华山医院工作，历任肺科住院医师、助教、主治医生、讲师、副教授。

新中国建立初期，重庆医疗卫生条件亟待改善，急需建立一所高规格、高水准的医学院，国务院决定，将上海第一医学院一分为二，部分内迁至重庆。

消息在上海医学院炸了锅。因为从上海到重庆，从“东方巴黎”到穷乡僻壤，绝不仅仅是收入陡降、家人离别，更意味精神的奉献，甚至牺牲。但王鸣岐报名了。他说，“从大处说，是响应党的号召，从小处讲，是报答重庆人民的恩情！”

1958年8月的一天，王鸣岐带着妻子、儿女在上海人民公园合了一张影，照片的背面写着“别了，上海！”，字里，透着不舍，更饱含前行的笃定。

16日，王鸣岐与400多名教职员工出发，西迁重庆。

开局就是决战，起跑就是冲刺。王鸣岐一边上课教学，一边开设门诊，开办了中国西部地区最早的20个肺科专科病床，重医的教学医疗工作由此走上正轨。

肺结核盛行时，众人谈“核”色变，而当时的重医没有医疗设备、没有病房、没有床位。“可群众一定得进行有效治疗！”王鸣岐就去邻近的建设机床厂医院借X光机，自创“地段自办疗养室”，下班后搞肺病普查、研究......他相信，办法总比困难多。所幸，大部分患者痊愈或症状减轻，并培养了很多医务人员。

王老的学生吴亚梅教授回忆，“老师常常带着我到人群聚集地搜集痰液，甚至人烟稀少的长江边、大桥下也不放过。人人避之不及的痰液，在他眼里就像宝贝一样，我们趴在地上，把痰液做成标本，带回医院化验，获取医学数据。”

长子王健说，“那些年，我们和父亲总是聚少离多。父亲为筹建病房、开设门诊，把我们兄妹三人都放在儿科医院的小茅屋里，由托护士照看；为到川东南最边远的酉阳县‘除害灭病’，他与母亲‘失联’半年。”......“但他又是我们人生的楷模和典范！”

四川甘孜、西藏昌都……1959年冬，重任再次落到了王鸣岐肩上——加入高山病研究小组，进藏区实地考察。

王鸣岐又二话没说，带着一个共产党员的赤诚，进藏了。

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。从重庆动身，一路向西，再向西。进藏318线，有数不清的高山大壑、激流险滩，更有令人望而却步的高寒垭口、雪原冰川，还时不时有零星匪徒在山崖上放冷枪，曾有同事在那被枪击牺牲。

王鸣岐仍泰然处之，“都说进藏苦，进藏累，藏区条件差，可共产党员不来，哪个来啊！”。路上睡觉，他把军大衣铺在卡车上，与大伙在车上挤成一堆，和衣而眠；吃饭，就嚼着生米、啃着冰块，他还调侃“这些都嘎嘣脆！”；工作时，他一边采样、化验、计算，血气分析，一边为高山病的防治培养“带不走的医生”。

“工作挑最苦最难的干，从不争名争利！”同行专家黄尤奎说，记得一次发出差补贴，当时，有两种出差补贴的计算方法：第一种按个人月工资的30%计算发放；第二种按照每人每天1元补贴。若按第一种，王鸣岐副教授的身份，每月可得补贴50.4元，可多数队员只能领9元钱左右。

“辛苦和付出是一样的，补贴就不应该有差距！”王鸣岐果断提出，采用第二种，每人每天1元。

因为淳朴、纯粹，年轻人爱戴他、同龄人敬佩他，王鸣岐成了队伍的主心骨，风向标。

进藏之行，收获颇丰。王鸣岐一行完成相关论文37篇，研究资料及成果十多箱，他们一并交给上级。后来，作为相关领域专家，王鸣岐又赶赴青藏高原，进行“大规模建设人员长期入住高原恶劣生存环境下的可行性”研究。

这个超前性的铁路供氧研究建议，于2007年，随着青藏铁路的开通变成现实。

1963年秋，王鸣岐结束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巡回医疗，回到重庆。还没等王鸣岐喘过气来，“组织希望你去重医附二院，担任业务副院长。”

这一次，王鸣岐同样选择了服从，“我学医的初心就是治病救人。”

20世纪60年代，重医附二院医疗设施简陋，技术力量薄弱。可困难远不止这些，职工思想、单位凝聚力等都是王鸣岐要攻克的难关。赴任前，医院领导还揪着心：“你要去领导人家，业务上、管理上，得要有几把刷子！”

王鸣岐自有他的路数和招数：谦虚谨慎、广交朋友；身先士卒、吃苦耐劳；放下架子、平等待人......他和新老员工们打成一片，如鱼得水。数年后，附二院各项工作走向正轨，还破天荒地实行了24小时全天候接诊，成为渝中半岛最有名的医院之一。

11年后，年逾五旬的王鸣岐，奉命离开了已颇具规模的重医附二院。

对于王老，附二院的同事很是佩服，“医术过硬、经验丰富，在上海华山医院、重医附一院干过的王鸣岐就是不一般。”

共产党员的王鸣岐总是淡淡一笑，说，“我是来干事的，不是享福的。”

“创建重庆医学院，创建呼吸内科……”对于这位呼吸科的泰斗，后辈们都感叹王鸣岐的丰功伟绩。

可也有人感到不解。“他都这么大的功劳，怎么还住着80年代的老楼，连电梯都没有，也不向组织提点要求？”

有人感到惋惜。“那么大的专家，如果当初留在上海，早就扬名立万了。”

可王鸣岐摇摇头，“我已经退休了，不能再为国家做什么，能节约一点是一点。”

面色红润，声音洪亮——眼前的王鸣岐，仿佛不是一位100岁的老人。前些年，他还为一位骗过他的小伙子跑医保，为一位贫困母亲四处协调医疗机构进行救治......他们感谢他，说他是“打着灯笼都难找”的好人。

近几年，他仍然坚持看报纸、看新闻，了解医院和呼吸内科的发展。

现在，王鸣岐还一直保持着每日练书法的习惯。卧室的写字台上，九宫格的毛边纸上，一幅幅漂亮的小楷遒劲有力、跃然纸上。

翻开第三页，写着——

常思贪欲之害；

常戒非分之想；

常怀律己之心；

常修从医之德。

这不正是共产党员王鸣岐一生的写照吗？

六十余年里，王鸣岐及“王鸣岐们”把自己最美好的年华留在了异乡，奉献给了重庆人民。他们让这一场负重前行的西迁，收获了累累硕果——彻底改变了重庆缺乏先进医疗技术、医疗院校的格局，更磨砺铸造出“胸怀大局，无私奉献，弘扬传统，艰苦创业”的“西迁精神”，激励鞭策着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，要做国家和民族的脊梁。

热血英姿，永不凋零。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呼吸内科的后辈们，一直紧紧围绕胸怀大局，无私奉献，弘扬传统，艰苦创业的西迁精髓，学习王鸣岐这些跨越时空但依然让人心潮澎湃的故事，并立志做新时代的“王鸣岐们”，致力于呼吸医学事业的发展。如今，贵州、云南、甘肃，甚至非洲等贫困地，都有着他们帮扶当地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身影。